每樣東西都有一個價碼，即使人也不例外。但是，價碼上的數目字，不一定反映實際的價值。比方說，一部64GB，具Wi-Fi和3G功能的iPad 2售價馬幣2499令吉。你說它值不值這個價錢？那得看你怎麼用它，和它如何回饋你了。
有 些人覺得太貴了，不如買一台電腦（也許他在固定的地點上網工作，不熟悉蘋果application軟件的廣泛功能）。政治詩人鄭雲城則認為，他能用 iPad下載各國的報章和雜誌，省下了訂購郵寄的麻煩，各報章雜誌集iPad一身，方便攜帶和翻閱。相信對鄭雲城而言，iPad身上標的價碼不算高。
另有人排隊（iPad 2總是處在斷貨狀態，無形中促成了物以稀為貴的現象）花2499令吉買部iPad 2來給小孩玩Angry Bird，有的人認為這麼做浪費錢，他卻不以為然。原因是，小孩逕自玩遊戲而不干擾他工作，因此順利賣了幾單人壽保險，沒兩下就回本了。
雖然說這種計算法違反了教育理念，但無可否認的是，2499令吉的iPad 2給他帶來謀取利益的便利，所以對他而言，iPad 2價值2499令吉絕對合理。
縱然商品標上了價格，買與不買的主權在於消費者，但我們不能用單一的方式去衡量它的價值，因為每個人對每一樣東西，都有他個人的評價，無法一概而論。只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，每一樣東西，都有一個價碼。
那麼，知識的價碼如何評估呢？眾所周知，商業講座主講人都獲得豐厚的酬勞，每年辦幾場就三餐不憂，年尾還可以飛到加拿大滑雪度假。反觀本地有些主講人或主持人，受邀主講的主題若無關賺錢之道，在馬國的國情之下，講座當然無法賣門票謀取盈利。
知識分享成了公民義務？
即使主講人是資深的知識分子，演講主題甚至關乎國家社稷的前程，很多時候他只獲得寒酸的車馬費，有些時候，他可能分文都得不到。
這個時候，我們能不能說知識分子一文不值？還是自我安撫甚至是蒙蔽大眾，聲稱「知識無價」？如果以衡量iPad的方式評估知識分子何價，就要問大眾 如何用他，和他如何回饋大眾。知識分子為社會提供學術的見解、專業的知識、和獨到的眼光。這幾點對你有用的話，請問它值得多少銀兩？可見在目前的情況之 下，知識分子的身價和他獲得的酬勞，根本無法達致平衡。
即便如此，知識還是有個價碼。你上大學讀書需付學費，如果進名校學費數額更高。這表示什麼？就是你獲取學問的時候，需要付出一定的費用。所以，知識是有價碼的。
與此同時，知識分子對社會的付出非公民義務，理論上，他有權獲取和主講商業講座相同的酬勞，但是社會往往利用知識分子之間的討論和與公眾的分享，作 為理所當然的公民義務。有時，還覺得知識分子理應把已經寒得不能再酸的酬勞，捐給教育機構或慈善機構。換句話說，寒酸的待遇或零待遇表徵了知識產權的剝 削，以「為國為民為教育」的名堂，掠奪了知識分子以知識謀取三餐的權利 ，分享知識成為變相的慈善事業。
或許你覺得，知識分子和蘋果商品是兩碼子事，掛不上鉤。也或者，你認為用評估商品價碼的邏輯，來評估一個知識分子的身價，不但不合理還帶有貶義。
可是，你不能不否認，一個人在這個社會上若沒有其利用價值，他的存在意義就削弱了一半。這種供求關係一直以來維持著社會的健康操作，沒有需求就不可能有供應，而這一來一往之間，雙方都獲得應得的利益，收支才達致平衡。
知識分子不是商品，那是理所當然的。但是，知識分子對社會貢獻的市場價值，和商品到市場價值有一個共同點：需求和供應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利益交換關係。剝削了這一點，任何一方都難長期得到應得的回報，這種關係很容易的就被搗毀了。
是的，知識分子肯定有個價碼，因為他為知識和經驗付出了一定的金錢，如今誰要從他身上享用他的專業和知識，無論是演講、寫稿、主持、策劃、組織，或任何相關的創意活動，必需付出合理的酬勞，因為知識分享也是一種交易，而沒有交易是免費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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